以后每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基本上每年猫叫春之时就是我伤感之时。 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支撑下去，而且我已经失去了对改车的兴趣，觉得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车到这里都是来贴个膜装个喇叭之类，而我所感兴趣的，现在都已经满是灰尘。 至于老夏以后如何一跃成为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始终无法知道。 我们停车以后枪骑兵里出来一个家伙，敬我们一支烟，问：哪的? 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我没理会，把车发了起来，结果校警一步上前，把钥匙拧了下来，说：钥匙在门卫间，你出去的时候拿吧。 可能这样的女孩子几天以后便会跟其他人跑路，但是这如同车祸一般，不想发生却难以避免。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