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后电视剧播出。起先是排在午夜时刻播出，后来居然挤进黄金时段，然后记者纷纷来找一凡，老枪和我马上接到了第二个剧本，一个影视公司飞速和一凡签约，一凡马上接到第二个戏，人家怕一凡变心先付了十万块定金。我和老枪也不愿意和一凡上街，因为让人家看见了以为是一凡的两个保镖。我们的剧本有一个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我和老枪拿百分之八的版税，然后书居然在一个月里卖了三十多万，我和老枪又分到了每个人十五万多，而在一凡签名售书的时候队伍一直绵延了几百米。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这样的车没有几人可以忍受，我则是将音量调大，疯子一样赶路，争取早日到达目的地可以停车熄火。这样我想能有本领安然坐上此车的估计只剩下纺织厂女工了。 在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老夏一人显得特立独行，主要是他的车显得特立独行，一个月以后校内出现三部跑车，还有两部SUZUKI的RGV，属于当时新款，单面双排，一样在学校里横冲直撞。然而这两部车子却是轨迹可循，无论它们到了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因为这两部车子化油器有问题，漏油严重。 反观上海，路是平很多，但是一旦修起路来让人诧异不已。上海虽然一向宣称效率高，但是我见过一座桥修了半年的，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座桥之小——小到造这个桥只花了两个月。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当年冬天一月，我开车去吴淞口看长江，可能看得过于入神，所以用眼过度，开车回来的时候在逸仙路高架上睡着。躺医院一个礼拜，期间收到很多贺卡，全部送给护士。 老夏目送此人打车离去后，骑上车很兴奋地邀请我坐上来回学校兜风去。我忙说：别，我还是打车回去吧。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长时间下雨。重新开始写剧本，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收养一只狗一只猫，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去睡觉。